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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会: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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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会: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摘要】: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进行问责。

 

01

政治局常委会:

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2020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举措既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防控需要,也要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

•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

•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会议强调:

• 要重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

•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02

如何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如何才能构建避免非典、新型冠状肺炎之类问题的国家治理体系?

危机重在预防而非事后的补救。我们对于危机的反思,不能停留于技术性层面,而应深入体制性根源,才能根治顽疾,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让我们听听吴敬琏先生在 2003 年非典之后提出的深刻思考:

  • 非典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

  •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度着手,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的治理方式。 

  •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 SARS 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 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 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

  •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

  •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 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 END -